世界风能协会即WWEA ，2001 年7 月1 日创立于丹麦的哥本哈根，是由德国政府（环境保护和核安全部）支持创建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旨在全球范围内推广风能应用。目前WWEA成员数已超过600个，来自
人物语录
“在伦敦被称为‘雾都’时，英国煤炭消耗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高达70%，这与今天的中国极为相似。”
“中国当下的能源结构与排放强度已是不可承受之重。”
“可再生能源发电不但没有实现全额保障性收购，还要为火电厂的计划电量‘调峰让路’。”
“发电权、用电权都是稀缺资源，没有交易手段，不能完全靠谁本事大就拿来用。”
“电力体制改革，一定要建立现货市场和市场化补贴机制。”
1、中国今天的情况与当年的“雾都”伦敦极为相似
南度度：当前，国家层面正全面收紧火电项目。据中电联统计，我国火电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占比已从2011年的82.4%下降至2016年的70%左右。这个降速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来说是值得乐观的吗？
秦海岩：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导致雾霾等环境问题的罪魁。正如100年前，在伦敦被称为“雾都”时，英国煤炭消耗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高达70%，这与今天的中国极为相似。为了摘掉这顶帽子，英国耗费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才摆脱煤炭，进入油气时代。
如今，“伦敦雾”成了“北京霾”，但中国无法沿袭英国的老路，历史不会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时间。以现在的能源结构和排放强度，对资源和环境来说都是不可承受之重，因此一些认为中国将长期处在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中国只有走可再生能源的道路，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低碳、绿色、可持续增长。
截至2016年底，我国非水可再生能源只占全部电力装机的13%，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仅为6.3%，而煤电的容量占比约为64%，电量比重更高，超过了70%。也可以看出，我们的能源结构仍然非常不合理。随着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20%，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这一发展目标已作为刚性指标纳入到了国家整体的发展议程中，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靠零温室气体排放的电力来完成，包括核电、水电及风电、光电、生物质能等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
根据测算，除去核电和水电的贡献，到2020年，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要达到4.25亿千瓦，发电量6500亿千瓦时左右，在全社会发电量中的比重达到9%以上。
具体到各发电企业，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到2020年应达到全部发电量的9%以上；
具体到各地方，各省市全社会用电量中的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比重平均也要达到9%；
那么具体到燃煤发电企业，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其煤电发电量的比重就要至少到达15%（分母中除去了煤电以外的其他电源，比值变大）
国家能源主管部门已将2020年之前的各年度指标进行了分解落实，因此结合当前的发展及目标，我们必须更加努力的推动能源转型，推动煤电的容量占比及电量占比的下降速度，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2、靠市场配置资源的电力系统不会出现弃风弃光
南度度：我国目前存在大量弃风弃光问题，2016年全国弃风电量497亿千瓦时，弃风率18%；弃光电量70.4亿千瓦时，弃光率约11%。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为什么？
秦海岩：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弃风弃光问题并不是技术上的障碍和限制，丹麦、德国等国家的实践证明，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应用完全是可以实现的。出现弃风弃光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在现有电价管理体制下，多发电就意味着多盈利。为协调各电厂之间的利益关系，地方政府都制定了发电量计划，按机组平均分配发电时间。而风电恰恰不在计划之内，其结果是，风电不但没有享受到《可再生能源法》所赋予的全额保障性收购的权利，甚至还要为火电厂的计划电量“调峰让路”。
同时，一些电厂为了自身利益，想方设法认定成热电机组，削弱了整个地区的冬季调峰能力，加剧了弃风状况。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多次出台推动新能源消纳的政策后，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局部利益，不顾大局，做出了不少侵害可再生能源优先上网收购的行为，加剧了弃风弃光的问题。
业内经常有一些观点认为，风电波动性影响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需求增长缓慢导致可再生能源限发、“三北”地区电力系统调峰能力严重不足导致弃风问题突出、跨省跨区通道不足难以实现更大范围内消纳风电等，实际上都站不住脚，能源专家张树伟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对此有过详细论述。
说白了，一个真正靠市场来配置资源的电力系统不会出现弃风弃光的问题，发电权、用电权也都是稀缺资源，这些稀缺资源没有所有权，也没有交易手段，完全靠谁“本事大”就拿来用，这对社会造成的损失极大。
我认为，只有通过电力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建立现货市场，取消不合理的计划电量，落实节能调度管理办法，落实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收购制度，才是提高地区新能源消纳能力的最终解决之道。
3.控制产能，煤电的日子将更难过
南度度：也就是说电力系统没有实现市场化、“靠谁本事大就拿来用”才是弃风弃光的原因所在，而煤电产能过剩不是症结？
秦海岩：是的。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16部门联合印发了《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的意见》。文件提出，“十三五”期间将取消和推迟煤电建设项目1.5亿千瓦以上，到2020年，全国煤电装机规模控制在11亿千瓦以内。
有相关专家测算认为，自“十二五”末以来，我国的电力消费增速下降明显，“十三五”期间，我国能源和电力消费也没有高速增长的动力，难以大幅度反弹。也就是说，即使现有的9亿千瓦煤电装机不增加，到2020年煤电的机组利用小时数都将降到4000小时以内，如果不控制产能，煤电的日子将更加难过，为了求生存，也将加剧各种电源间的矛盾。因此，在现有弃风、弃光等问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必须抑制煤电过剩风险。
从长远来看，解决弃风弃光的焦点应当着眼于电力的市场化改革，打破原有体制机制束缚，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创造公平环境。
4、电改一定要建立现货市场
南度度：长期以来我国电力市场省间壁垒明显，这个局面是怎么造成的？不同电源品种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如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秦海岩：省间市场壁垒的形成既有网架因素又有管理因素。过去我们建的跨区输电线路多是点对网，电网灵活性相对不足，未来必须加强省间联络线的建设，才能提高系统平衡能力，省间互相进行调峰备用支持，才真正有利于推动新能源的配置消纳。
此外，现存的省为实体的行政管理模式一定程度上导致省间壁垒的形成，在当前电力供大于求的形势下，各地政府不乏对省间交易进行行政干预的行为。比如，有的购电省地方政府出台了各种政策，限制省外购电的电量、电价、电力，限制市场主体省外购电选择权，使市场化交易组织十分困难，急需出台和完善市场机制。
我认为电力体制改革，一定要建立现货市场。因为电力不同于其他商品，不同时间段的价值差别很大，高峰时段就应该贵，低谷时段就应该很便宜，甚至是负电价。只有建立了现货市场，才是真正建立了电力市场，这可以解决不同区域、不同电力品种之间的资源优化配置，调动需求和供给侧的灵活性，还原电的商品属性，同时发挥可再生能源边际成本为零的优势，促进其消纳。
此外，还需要建立市场化的补贴机制。通过建立绿色电力证书强制性认购制度，对可再生能源的环境价值给予补偿，这也是一种将化石能源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手段。从某种意思上来说，市场建立起来了，制约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问题、制约电力行业发展的一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5、仅靠绿证自愿认购解决不了既有问题
南度度：据统计显示，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已达750亿元，绿色电力证书作为一种市场化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补贴方式，对于解决缺口问题能起到多大作用？对于绿证的前景您作何预判？
秦海岩：多年来，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高于常规能源发电平均上网电价的差额部分，通过在全国范围对销售电量征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筹集。从2006年开始，我国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从最初的每千瓦时0.1分钱提高至1.9分钱，但电价附加标准的提高始终滞后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需求。到2016年年底，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累计缺口近500亿元。
现在的补贴方式随着电力体制改革进展，也需要做改变。按照电改的方向，电价会逐步取消政府定价，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现在政府制定的火电标杆电价会逐步取消。因此，目前在火电标杆电价基础上的补贴方式，需要做出相应调整。补贴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将会影响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自主承诺减排目标的实现，贻误光伏风电产业发展的大好时机。
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发展形势，建立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自然人可以自愿购买一定比例的绿证，这样一来，可再生能源电力项目就可通过获得市场电价、中央财政固定补贴及绿证交易收入三部分来获得合理水平的利润，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成本的下降，固定补贴将逐步退出。这种市场化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补贴方式，不仅是解决补贴资金来源和提高补贴效率的有效办法，同时通过市场化交易，还可以促使企业不断提高管理效率和技术水平，这样才能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健康持续发展。
当然，绿证自愿认购只是第一步，仅靠自愿认购解决不了既有问题，要通过初期自愿认购凝聚各界共识，为以后过渡到强制性认购积累经验、打好基础，因为这不仅是能源转型的问题，也涉及到全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国家也明确提出，自2018年起适时启动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和绿色电力证书强制约束交易，最终实现补贴机制的改革，推动绿色电力的消纳和使用。
从国外实践看，除了自然人外，用能成本占生产成本较低的高技术企业将是最积极的购买方之一，其次是各级政府和相关的政府采购项目及采购主导权较大的快速消费品和社会零售领域。随着7月1日绿证开始认购，我们看到有不少的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自然人参与到了自愿认购中，而且很多人都在朋友圈转发绿证的相关知识，推动了绿证概念的传播。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自愿认购市场的日益活跃，绿色电力消费一定会成为社会认可的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