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地，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高级研究员，他表示，盲目的能源投资是一种新的杠杆，拉不动GDP，当务之急是采取断然措施停建缓建这些火电项目。

本期语录：

“过去的电力体制造成了这种谁不上项目谁倒霉的局面，有了新电厂地方政府至少可以再分一块蛋糕，虽然每个人都吃不饱但至少还有个口粮，说白了就是投资无效。”

“应该坚决把在建的火电项目停建缓建，已经快建成的也可以不允许其上网，以后如果有需要再考虑。”

“电力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就是‘打混仗’，本身火电厂的大量上马就不是市场行为，你突然要用市场机制来惩治这些非市场行为，这很麻烦也很矛盾。”

“地方政府对于电厂的困难也是有责任的，很多地方非逼着能源企业去支持煤电等能源大项目投资，把GDP搞上去，由此造成的恶劣后果不能让企业独自承担。”

“不改革的配额制相当于给可再生能源发展加了个盖子，因为没有电力消费增长就没有新的配额产生。”

“如果突然把煤炭从40亿吨降到零，就等于让它跳楼自杀，总得先走个楼梯吧。”

【“十三五”能源消费增速将明显低于3%】

近两年，我国的电力需求和能源消费增速呈迅速下降趋势，据《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能源消费总量仅同比增长0.9%，用电增速更是创1974年以来年度新低，“十三五”期间未来极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就这个趋势来看，目前我国的能源电力消费是否已达峰值?

周大地：确切来说，我们目前的能源消费总量及发电用电总量并没有下降，是增速在下降，而且这个下降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从过去电力增速最快时达到15%、能源消费增速曾有十年接近8%，到现在落到1%以内，我想这不是一个临时性的波动，它确实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过去那种依靠扩张型、高投资拉动以及基础原材料产业和建设工程规模的不断扩大，来拉高经济、面向外需的增长方式已经到了顶点。这不是说今后我们的高速公路、高铁、城市建筑就会停止建设，而是说规模不会继续扩大了，这是一种趋势性的、结构性的变化。

基于这些变化我们再谈GDP增速，其实谈的是增量部分，而不是原有规模的存量部分，当前我国GDP增速放缓，是由于经济增长内容发生重大变化而造成的，这就使得我们必然不能回到过去那种通过铺摊子就可以拉高GDP的状态，今后的能源需求及电力消费也必然不会回到8、9%甚至以上这种增长速度。现在普遍认为，“十三五”及以后，我国的能源增速会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低到什么程度呢?各方面看法不一样，有人认为年增3%，也有人认为年增1-2%甚至更低，我个人认为，至少在“十三五”期间，能源增速会明显低于3%。这个趋势判断，是基于对大量的终端用能及行业部门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后作出的，特别像钢铁、水泥、基础化工这些带头消费的大行业，现在已经不是简单压产量的问题，他们的市场已经达到饱和，能源电力消费不但不会有大的增加，还有很大可能下降，在这些大行业的影响下，我国“十三五”期间的电力需求和能源需求，均会呈现为一个十分缓慢的增加趋势。

【发达国家在能源消费方面的举措不一定最合理】

那么除开工业领域，在人均电力消费这块，也有很多人认为，相对于欧美日发达国家来说，我们的人均用电量水平并不高，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周大地：发达国家的人均用电量也分为两档，一类是欧洲的一些国家，人均用电量大约在6000-8000千瓦时，一类是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可能达到13000、14000千瓦时，而他们的GDP是差不多的，这就说明采取不同的消费和生产方式还是可以有不同能源强度的，不是GDP高人均用电量就一定高，这也是为什么说中国的电力消费还有一定增长空间的原因。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欧盟现在已经开始要求自己的人均电力消费有所降低，目的就是要加强节能，降低能源消费。也就是说，欧盟目前状况下6000-8000千瓦时的人均用电量并不是必须的，只是受到过去工业技术、电力转换技术等的限制而已，而现在不论是家用电器、照明设备还是电动机等等用电设备的效率已经比过去高得多了，技术还在不断更新。正由于有了技术进步，我们要达到发达国家同等消费服务水平，不一定需要同样的能源供应条件，我们完全可以用更少的能源、用比发达国家更低的电力消费来实现。

二三十年前，中国的照明水平是相当低的，以白炽灯为主，如今我们更新到了LED灯，同样的照明状态可以节能80%以上;二十年前，空调的能效系数也非常低，而现在我们使用的空调COP(能效比)普遍都有4、5，甚至达到8、9，反观国外的很多空调设备，由于起用得早、设备普遍老旧，光是效率就差了三四倍。所以，我们不要再重复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低效设备路线了，同时也要看到他们在能源消费方面的举措不一定是最合理的，不用全部照搬，要不要节能和我们的选择很有关系。比如城市照明，需不需要白天晚上都那么亮，该黑的时候最好能黑下来，一个社会是选择技术进步、科技创新，还是选择重复落后、铺张浪费、以能源消耗得多作为一种财富的表现，导致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总结下来有两点，首先，我们要争取一种更合理的生活方式，达到更高效的技术水平;其次，我们要争取用比发达国家更少的能源来实现类似的服务水平。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盲目的能源投资是一种新的杠杆】

说回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不只是钢铁、水泥、化工行业，火电行业同样存在产能过剩，据中电联发布的2016年一季度电力工业运行简况显示，今年1-3月份，火电新增装机规模1746万千瓦，比上年同期还多投了752万千瓦，装机还在提速，但刚才您也说需求增速是在下降的，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逆势装机的剪刀差?

周大地：发电行业其实很不愿意承认自己出现了普遍的产能过剩，但实际上中国的火电，或者说以火电为基础的发电装机容量过剩，已经不是今天刚发生的事情，设备利用小时数大幅度下降已经有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那么发电多少算是合理的呢?电厂发电时间正常是按年均5500小时设计的，而且从技术上讲，利用小时数达到7000小时甚至更多也是可以做到的。当然，电力负荷不会那么高，有峰值有低谷，但是火电利用小时只有4300小时，甚至今年有可能不到4000小时，这无论如何都是不正常的现象。

那么火电为什么还在高速增长呢?一是过去的能源预测本身存在失误，当时有人认为“十三五”期间电力消费无论如何也有5-6%的增长速度，火电装机容量还应该上到13亿左右;二是在电力审批权下放后，很多地方政府也缺乏全局观，为了自己发电拉投资、制造GDP，批了一堆火电项目，这就形成了东部、西部、中部都在盖火电厂的尴尬局面，出现了两三亿甚至更多的在建项目。所以说地方的局部投资根本不会管能源总体需求如何，一旦项目上去就想赶紧把电厂盖出来以免被下马，这就跟股民的心态一样，谁都不想提前撤出来。

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我们在对电力市场的认识、电力管理能力以及管理机制等方面，都还存在很大欠缺。过去的电力分配和上网分配体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种谁不上项目谁倒霉的局面——有了新电厂地方政府至少可以再分一块蛋糕，虽然大家每个人都吃不饱但至少还有个口粮——这说白了就是投资无效，是一种新的杠杆。

当然，国家能源局、国家发改委现在也开始对此有所认识，但电力建设的惯性还是很大，无论是刚批的项目还是建了一半的项目，谁都舍不得先停下来。所以现在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电力过剩，但建设还在加速，这是一个非常矛盾又很遗憾的状态。我们错误地以为电力行业可以实现自由竞争，但事实情况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自由竞争来实现电力发展的。中国在这一块从理论到实践，还在进行着一场痛苦的探索，我们一方面鼓励非化石能源的发展，另一方面化石能源又不愿退出历史舞台，于是就造成了这种投资的盲目、规划的失效、管理的混乱，事实会给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

【应采取断然措施停建缓建火电项目】

在这个局面下，我们该怎么办?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讨论供给侧改革，从能源供给侧的角度，如何才能实现去库存、去杠杆，解决产能过剩?

周大地：我觉得现在应该采取断然措施，如果还只停留在嘴皮子上说说“不要新上了”，“大家要注意了”，这个不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对于目前正在盖的一批项目而言。微观上看，一个项目上了一半你让它停下来会很伤人，但从宏观上讲，继续投入是无效的，即使盖出来也不产生任何新的增加值，系统效率还会降下来。

举个例子，一批项目现在投资了一半，已经花了一千亿了，你还得再花一千亿才能把他们盖出来，但如果花两千亿盖出来的东西都是没有市场需求的，那么实际上，这是把我们现有电厂盈利能力也一块拉下来了，新投入的一千亿就是负效益投资。所以，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坚决把在建的火电项目停建缓建，已经快建成的也可以不允许其上网，以后如果有需要再考虑。当然，在具体项目实施时，财务问题的处理可能确实存在困难，但大量多余电厂盖出来，无非是把别人的饭拿过来吃一口，从宏观上、经济上来讲一点好处没有，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呢?

这个问题需要统一决策，应当由国务院、国家能源局、地方政府以及银行系统作为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重大内容来处理，停建缓建这些火电项目，如果不这么做，清洁能源发电将在整个电力建设里头受到很大挤压，随之带来弃风弃水弃光等问题，清洁能源将无路可走，更无法在电力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这就好比人口多但手里就两个馒头，怎么分?这不是火电自己的事，它已经对整个电力结构调整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必须把盲目的建设停下来。

【电力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就是“打混仗”】

所以您更偏向于用一种行政性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周大地：因为我们的第一步就走错了。国际上来讲，即使是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比如美国，在上电力项目的时候都会做严格的审核，相当讲求其必要性。我们呢，首先在电力预测上就是稀里糊涂的，很多时候都在用远期预测来指导现期行为。现在盖起一家电厂只需要一年多时间，是否有需求看今明两年就行了，远期如果出现电力短缺也来得及建，更何况现阶段还有这么大的富余量，十年以后的事为什么现在着急做呢?这难道不是巨大的经济浪费?

当前，电力技术还在不断进步，就拿火电厂来说，如果手头上的在建项目晚个五年十年，很可能盖的就是下一代电厂了，现在上海外高桥三厂提出，它的示范项目要将煤耗降至251克/度(国家示范性项目——“251”工程)，比较下来，目前那些在建电厂比251克标准落后了20%左右，提前盖一点好处没有。

我们总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自由竞争，但这么竞争下来的社会成本是难以想象的。那些早已经盖出来的电厂，几十亿上百亿的投资都放在那儿了，你却让他关门?我们知道新建电厂都有财务成本问题，需要还贷，而已经还过贷的老电厂要跟你玩成本竞争只是一个煤炭价格问题，这么下去新电厂肯定就完蛋了。所以这就演变成了流动成本的竞争，而不是全成本的竞争，就有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种情况并不是说采用一种市场竞争的方式就能解决的，因为我们没有停止盲目建设，不断还有新的不该进入市场的部分继续进入，秩序还是混乱的，这么竞争下来的结果就是“打混仗”。中央企业、地方企业、各发电公司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使得各方都不可能以真实成本来进行竞争，电力市场也做不到像自由市场一样东西随便挑，所以这种“反正‘打混仗’竞争总有人死”的态度也不现实。

对于中国来讲，本身火电厂的大量上马就不是市场行为，你突然又要用市场机制来惩治这些非市场行为，这很麻烦也很矛盾。我们放眼世界各国发展电力的经历，根本不存在自由上市、随便上电厂的模式，我们自己创造出了这个模式，现在就要防止更大损失，如果认为我们这样才叫市场经济，那我觉得就是拿国家拿人民拿社会财富在开玩笑呢。

【地方政府对于电厂的困难负有责任】

对于那些火电厂来说，停建缓建会不会对他们太残忍?曾有发电企业代表向我吐槽过电厂的实际和难处，说他们在地方经济和社会民生就业等领域也是发挥着相当作用的，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我们该如何进行合理的能源结构调整?

周大地：电厂的就业人数是相对比较少的，投资大几十亿最后养活一二百人，其实是一个资金非常密集的产业，他所谓的为地方解决就业问题并不实际。当然，政府对于电厂的困难也是有责任的，很多地方非逼着能源企业去支持煤电等能源大项目投资，把GDP搞上去，由此造成的恶劣后果我们不能让企业独自承担，这是过去的发展理念不协调、不创新、不绿色的集中体现。不能说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了，大家一股脑都逃了，放给市场了，这显然是不对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停建缓建，然后再谈已经建好的怎么办，电力市场的蛋糕怎么分。现在连停建缓建的第一步都没迈出去，还在一个劲儿往上加项目，矛盾的处理不就更困难了，何况电力市场本来就打成一锅粥了，为什么还要在上面加分母呢?

接下来就是怎么“分蛋糕”的问题。风能、水能、太阳能发电厂不管你用或不用，他们都在那里，基本是零成本的，而火电再怎么便宜也是要烧煤的，这头零成本的放着不能发，反而把空间留给有成本的火电去解决财务问题，从系统上看肯定是多花钱了。系统成本最低的状态是把资源更好地利用起来，让风光水电充分发电，至于如何让系统最小成本所得到的利益在现有条件下得到再分配，这个执行方法我觉得是可以再讨论的，需要各地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设计，比如现在有电厂相互让渡发电权。

总的来说，能源结构调整是需要通过具体的政策措施、价格体系和项目管理来实现的，当下出现的问题很多都来自于政策不配套、规划不落实，说起抽象概念时没人反对，到了具体问题就这也做不到那也干不成。“全国一盘棋”需要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协调，中央的精神已经很明确了，能源革命也讲得很详细了，现在到了具体落实“怎么干”的阶段，如果一到这个时候就没人负责，甩给市场了，那事情就没法办了。

【即便做到了清洁利用，煤炭终究是不清洁的能源】

现在有些改良派把煤电的未来寄望于超低排放和清洁利用，您是怎么看的?

周大地：这当然比过去不超低排放要好。煤炭行业无论如何还得生存，即使煤电不再上新的，已经存在的也有8亿多千瓦，仍然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发电主力，用好这部分煤炭、让它变得更清洁是非常有必要的。目前中国大气雾霾、土地污染、水污染的治理工作依然任重道远，要把PM2.5治理到WHO(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10微克以下更是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所以煤炭无论如何都得清洁化。

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这种超低排放状态不代表煤炭就是最清洁的了，它只是相对于煤炭过去的肮脏形态而言，排放强度虽然下来了，但排放总量仍然是几百万吨，而且这种清洁利用并没有解决低碳问题，碳排放以后依然会带来巨大成本，跟光伏、水电、风能比较起来，煤炭究其本质还是不够清洁的能源，所以不能说做到了清洁利用就任其发展了，这是相对而言的。

南度度：目前通过超低排放技术实现煤炭清洁利用的主要是大型电厂，那散煤和小锅炉带来的污染问题该如何解决?

周大地：一说治理，最集中且最容易开展的当然是大型煤电厂，所以捡大头先治理的做法是正确的，反过来说，不是说治了电厂就可以不治中小锅炉和散煤了，怎么治呢，绝大多数都需要燃料替代，我觉得主要是靠天然气。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讨论电能替代，个人认为不能因为电力过剩就主推电能，我们目前的电力结构毕竟是以煤电为主，电能替代涉及一次能源转化，这就要综合考虑发电成本以及整个系统效率的合理化问题。就拿采暖来说，无论是烧煤还是烧天然气，它的能效都可以达到80%以上，但如果用电能替代，发电的平均效率也就40%不到;再比如工业锅炉窑炉，目前再差的小锅炉也有60%以上的效率，但如果用电能替代，到终端用户这头也就30%多，整体效率差了一倍以上。

【不改革的配额制相当于给可再生能源发展加了个盖子】

今年3月，我国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终于尘埃落定，您认为这个指导意见能否从源头上理顺可再生能源与其他能源类型的发展关系?

周大地：国际上也有产生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地方，比如美国加州等，这个制度在现阶段确实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从供给方角度要求可再生能源必须在发电中占有一定比例，这样我们就不用再讨论弃风弃光弃水的问题了，可以说是一种强制性做法。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当然可以作为一种推动能源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之一，但仅靠这一政策并不能彻底解决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问题，我们现在虽然有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大家的电费里有1.9分钱是为了支持其发展多付的，但这种做法太机械了，我们每年到底该发出多少可再生能源，补贴基金够不够，金额怎么分配，太复杂了!举个例子，如果配额制规定可再生能源占比3%，但当前电力增长只有1%，那么可再生能源部分基本上也没什么增长，所以配额制可能就需要根据现状不断进行调整，今年3%，明年3.8%，后年4.5%……年年都得调，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就等于变相给可再生能源发展加了个盖子，因为没有电力消费增长就没有新的配额产生。

所以这个机制需要改革，我倒觉得可以先让可再生能源充分上网，再把上网后的成本灵活传递给用户，从终端需求出发去鼓励用户负担可再生能源目前相对较高的成本价格，用户这边也要充分考虑到，为了更干净的空气、更健康的身体，适当多掏点儿钱是很正常的。实际上现在民用电费贵几分钱基本没人知道，我曾经问过很多人电费的问题，大多数都不清楚自己到底交了多少钱，反正是交了，电费价格对他们的生活没有产生太多直接影响，我也说过，计较电费不如少点个菜。对于工业电力消费更是如此，如果一个企业的成本和利润是靠电费控制支撑下去的，那这个企业也不用干了。总的来说，我觉得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可以作为推动能源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之一，但不是全部。

【扯GDP后腿的不是低碳发展】

我们在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追求低碳和零碳的道路上，也面临着GDP增速的压力，这个问题如何调和?

周大地：GDP和人均收入的增长是需要我们为之长期努力的，这个增长绝不是靠肮脏能源和环境污染来支撑的，经济增长与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并不矛盾，而且后者正是我们现阶段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在前面也提到了，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内容和外部条件都有了重大变化，我们不是因为搞了绿色能源和环境保护才使得经济不增长的，即便继续污染环境，经济也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增长了，所以，我们不能再靠污染环境、无节制地使用自然资源来推动经济，而且，过去欠下的环境账现在还得还。

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经济推动力，增加产品的生产率和附加值，鼓励知识产权、技术服务、创新品牌、核心装备制造等方面的经济增长，而绿色低碳正是动能之一，它并不妨碍经济增长。放眼世界各国，基本都在进行能源结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并没见谁把经济扯下来了，反而促进了技术创新，你看美国的特斯拉，德国的宝马i8，欧洲的近零排放绿色建筑……没有技术创新就只能等着落后，从别人那里买知识产权，给别人打工，钱又被赚走，这是不是太傻了。

【淘汰煤炭不是让它“跳楼”，得先“走楼梯”】

未来您更看好能源领域的哪块发展空间?

周大地：首先，我们要把节能放在第一位，工业节能、生活用品、城市建设的高效低碳化等领域的发展空间非常大，节能高效的技术永远不会缺少发展空间。其次，从能源角度来讲，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还方兴未艾，它的生产和利用都是非常重要的发展空间。目前我们的可再生能源比例只有个位数，实在是太低了，以后要达到30%甚至更多，由大量的集中的转向逐渐的分散的，把集中式和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更好得结合起来。新能源除了风光水电也包括核电，它同样是低碳发展的重要内容，欧盟有将近27%的电量是核电，美国也有19%，我们在核电方面的技术进步还可以继续加强。

当然，我们对未来也不要操之过急，中国目前尚处于能源革命的初级阶段，未来能源格局的形成还需要时间，淘汰煤炭也有一个过程，如果突然把煤炭从40亿吨降到零，就等于让它跳楼自杀，总得先走个楼梯吧。现阶段的结构性调整，先要从以煤炭一家独大的能源格局逐渐过渡到多能多元化，这时煤炭仍起一定作用，其他能源尽量加快发展，清洁能源比例逐渐提高(包括非化石能源和化石能源里面的天然气)，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还要进一步降低煤炭比例，提高非化石能源比例，提高煤炭、石油的清洁化水平等等，结构性调整的过程是无穷尽的，这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却是我们必须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