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王仲颖在会上做了主旨发言，他表示针对目前弃风弃光等风电存在的问题，需要加大改革力度。
10月18日，2016年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开幕式在国家会议中心召开。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王仲颖在会上做了主旨发言，他表示针对目前弃风弃光等风电存在的问题，需要加大改革力度。2016年到2017年年增加装机需要3000到3500万千瓦，2018年到2019年年新增装机4000到4500万千瓦，2020年要新增装机5000万千瓦，“十三五”末风电累计装机最低要达到3亿千瓦。
以下为发言全文：
王仲颖：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我说几句开场白和闲话，把风电这把大火轰轰烈烈燃烧起来。今天我是一路吸着雾霾来到会场的。现在每天早上看天气预报很有意思，我们每天关心有没有风，等着风把雾霾吹散。风成了吹散雾霾的工具，而实际上，如果把雾霾比作传染病，那么风是让这个传染病扩散的凶手。风把雾霾从这里吹走，只是把污染物吹到其他地方去。换一个角度思考，今天来参加会议的都是风电专家，而风实际上可以治理雾霾，如果雾霾是一个毒瘤，风就是切除毒瘤的一把刀。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风电支撑电力绿色革命，助推能源供需两侧结构性改革。中国是煤炭第一消费大国，煤炭使用是造成大气污染的原因之一，同样煤炭消费与雾霾密度是高度重叠的。根据美国资源世界研究所做的一个图，对比1850年和2011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中国是目前二氧化碳排放最显著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与能源消费增长关系，一直同步增长，能源系统中需求是变化的、总量是相对可预判的;我们能源系统的主要矛盾已经开始转化，从总量不足到结构问题突出，乃至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转型。
1978年到2015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不断的提高，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近四十年，能源结构几乎没有变化，特别煤炭占一次能源结构的比例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或者说没有质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998年之前，这一阶段我们的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是供应总量的要求，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能源总量供应不足。从1998年到2006年之间，这一阶段总量的矛盾跟结构矛盾已经出现交叉了。第三阶段就是2006年以后一直到现在这十年，高碳的能源结构已经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
我今天的一些主要观点，是我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共同研究的一个结论，仅作为政府政策改革的一个建议。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未来能源发展应该从三个方面做起，从现在起减少煤炭和石油消费量，从现在起每年减少一亿吨煤炭，到2050年保证碧水蓝天。与此同时尽可能快速地发展可再生能源特别是风电和太阳能。任何一个能源产业从初期到它的壮大，成为主流主导能源需有二三十年，甚至三四十年的时间。当可再生能源满足不了经济增长对能源需求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天然气来弥补，如果可能的话用非常规天然气来弥补不足。
我们课题组也同时在进行能源供需两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能源供应侧和需求侧改革是我国政府所说的宏观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能源供需两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宏观经济领域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需两侧有共性结构问题也有个性结构问题，在改革过程中供给侧和需求侧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供需两侧一些结构性问题包括能源系统、能源品种、能源环境的问题等。电力系统在过去发电模式中，供应侧是相对稳定的，煤电等都是按照计划发电，而现在的供应侧由于风电、光伏等技术的加入，变成了一个波动的系统。而需求侧一直都是波动的，通过调度让供应侧和需求侧的负荷相匹配。
供应侧和需求侧的同时波动，对于新技术来说反而是新的机会。解决协调性的问题的内在主观原因，我认为是体制和机制的原因。当然外在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原因以及资源禀赋的不同，都不是影响供需两侧改革的主要原因。
现在环境问题持续恶化，PM2.5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经济的发展使现在中国的老百姓有更多的实力去关注环境发展的问题。对比美国和我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假设我们的汽车保有量到2050年达到千人400辆，假设当时的人口13.8亿，那么当时的中国将有5亿辆汽车。2050年的人口和我们现在差不多，而现在的汽车千人保有量是107辆。这个数字说明未来我国汽车需求量巨大，但是燃油汽车将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电动汽车等新能源汽车将逐步取代燃油汽车。
2015年，我国的电力结构中火电占73%，如果发展越多的电动汽车，则电力消耗的煤电就越多。这种矛盾就要求需求侧引领供给侧改革。需求侧用能方式向电力化转移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现在的大数据、云计算，未来的重金属冶炼回收等都将以电力为主。电力供应是未来能源供应的核心。电力绿色革命就是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由之路。在我们的情景研究假设中，终端能源消费量按照OECD能源消费结构设计，到2050年一次能源的消费终端能源消费量大概是48~53亿吨标准煤，那么折算成一次能源总量大概65亿吨到75亿吨标准煤，我们能源消费总量要降到35亿吨标准煤才能实现美丽中国碧水蓝天的目标。根据工程院的研究结论，中国2050年一次能源需求总量基本上在65到75亿吨标准煤之间。如何把从65到75亿吨标准煤降到35亿吨标准煤的终端能源消费，那就是两个措施，第一个要在终端用能结构里不断提高电气化的比例;第二个就是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继续使用煤电依然降不到35亿吨标准煤，必须提高绿色电力比例。达到美丽中国的生态环境的约束情景，有两个标准，一是人均二氧化碳不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二是我国的PM2.5排放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标准。
根据去年发布的2050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研究成果，可再生能源电力是实现替代化石能源的根本途径，否则不可能从65亿吨标煤下降到35亿吨标煤。可再生能源里头风电和太阳能是主力军，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30年实现风电装机1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包括CSP装机11亿千瓦。我们以京津冀地区作为案例进行了分析，按现在调度能力，京津冀区域的电网调度能力应该有600多万千瓦调度的缺口，那么如果把内蒙京津冀这四个通道13条回路充分利用，现在还可以多接纳1500万千瓦的风电。
此外，根据测算分析，到2020年，如果我们把京津冀的煤电用于调峰，把煤电机组灵活应用，以现有的电网基础设施再建设一些必要的配电网，仅京津冀加上内蒙这个区域到2020年可以接纳风电装机2.2亿千瓦风电装机。同时，京津冀将近一亿多千瓦的火电装机的年运营小时数降到3385小时。到2030年，如果我们煤电的调峰技术创新能够有所突破，根据电力司做煤电调峰试点，那么2030年京津冀再加上临近省份的煤电机组调峰支撑，到2030年不对现有电网做大的改动，则煤电机组运行小时数降到2331小时。如果电价不做出相应的改变，那么火电企业将难以维系。
现在的弃风弃光不是技术问题是体制机制的问题和利益分配的问题。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地电力市场化，煤电机组调峰就应该配以相应的调峰价格，就可以接纳更多风电，促进技术创新和进步。风电成本进一步下降，整个能源系统成本不见得会上升，当然这还要做进一步测算。
另外我也想纠正一下秦海岩秘书长开幕式说的，海上风电、太阳能发电价格降价对不对，这话说的太单一了。在现行电力体制改革进程下，在中国还没有建成电力市场的情况下，在体制机制原因引起弃风弃光的严重后果下，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都不宜降价。正是因为体制上的问题，管价格部门只管价格，管产业部门只管产业，管能源部门管不了电网。是否降价，如果单纯太阳能发电厂考虑就应该降价，如果青海不弃光运行1700小时1800小时，应该降价，现在风电成本大幅度下降，单独从所管理的领域考虑应该降电价。但是电力体制改革又是另外一个部门在负责，这个进程非常缓慢，这两方面的进程对不上，所以我们还要加快改革的力度。
最后看一下我们研究的风电路线图，真正实现绿色电力革命，风电是主力军，今天是风电大会就说风电，2016年到2017年年增加装机3000到3500万千瓦，2018年到2019年年新增装机4000到4500万千瓦，2020年要新增装机5000万千瓦，“十三五”末风电累计装机最低要达到3亿千瓦。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