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际能源署(IEA)发布了世界能源投资展望2016，报告指出：全球能源投资正在向清洁能源倾斜，但和巴黎协定的期待目标还相差甚远。中国超过美国，成为能源投资数额最大的国家。以下是节选的报告摘要。
2015年全球能源投资为1.8万亿美元，相照2014年实际下降8%，主要是由于上游油气投资的急剧下降。2015年以前，美国己经连续三年成为能源供应领域最大的投资目的地：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重新登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在电力行业创纪录水平的投资以及美国在油气领域投资的下降。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及放缓限制了其能源需求，对石油、天然气以及煤的需求增速下降，这对全球的能源投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欧盟、日本以及美国这样的成熟经济体中，服务业占据主导，使得能源需求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联被弱化。能效领域的技资巩固了上述结构性的变化，2015年该领域的全球投资金额达到了2200亿美元。尽管当前全球的宏观经济增长以及能源政策的推进都很缓慢，但考虑到上游油气的大部分投资和近40%的电力行业投资目标都是对老化资产的替换，保证供应安全仍然需要大笔的投资。上游油气投资仍是全球能源投资的最大宗，超过总投资的45%。尽管需求明显放缓，但由于可再生能源和电网的扩展，对电力行业的投资仍达到了创纪录的6900亿美元，超过总投资的37%
化石燃料在能源供应领域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投资流向显示能源系统在重新定位。石油，这一数量最大的一次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占比略有增加，但是随着2014年底以来油价猛跌，资本支出削减(这一情形在北美地区尤其明显)，石油在全球能源投资中所占比例也因此下降。与石油不同，因为电力需求放缓以及可再生能源的扩张(这一扩张造成了对燃气电厂的投资下滑)，天然气需求的增长仍然不振。除此之外，低迷的油气价格也导致了上游、运输、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的削减，非洲东部和欧亚大陆的大多数大型天然气基础设施项目都面临延期。
煤炭需求下降，主要是因为中国和美国。但煤炭仍然保有世界第二大一次能源的地位。中国为了削减产能过剩，继续重组其采矿业(中国煤炭占世界煤炭产量的50%)。全球煤炭的投资愈发受到气候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预计这些政策能够促进需求的降低。另一方面，印度煤炭的生产一直受到投资的强力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但是分布不均：风能、太阳能、以及水电正在重塑电力系统。以美元计，自2011年开始，可再生能源投资保持相对稳定，但在技术成本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投资支持了生产的加速扩张。另一方面，除了在中国掀起的太阳能热这一特例，对生物燃料以及可再生能源的投资热度仍然不高。
供给侧的单位资本成本在能谱中全面下降一-2015年，平均成本降幅从陆上风电的3%到美国页岩油气的30%。这些成本的变化正在重塑燃料与技术之间的竞争态势。超过一半的能源投资都经历了成本的显著下降，尤其是太阳能光伏、上游油气以及电力存储。尽管技术进步以及“实践中学习”效应是主要的驱动力，供应链产能过剩在推动成本降低的过程中也扮演了主要角色，特别是对上游油气领域而言。如果经过一轮周期性上升，上游油气成本有可能反弹。其他一些技术，例如核能，碳捕获及封存(CCS)以及建筑效能改造技术，这些从模块化及“实践中学习”模式中获益较少，未来会面临着落后的风险。尤其在项目管理风险影响融资的条件下，这种风险会加剧。
目前，投资正向低碳发电资源倾斜一一这一改变已经开始。2015年上线的低碳发电容量一一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超过该年全球全年新增电力需求。可再生能源投资额接近295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风电、太阳能光伏、以及水电。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带动可再生能源成本的下降。2015年全球范围内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的碳排放强度均值继续下降，己经降至420千克二氧化碳/兆瓦时。尽管这一下降使得两年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基本维持不变，但是当前发电厂脱碳的速度仍然无法满足将气温上升维持在摄氏度以内的气候目标，这就必须有更强政策的支持。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可以利用最新的经验：加大投资力度：为低碳能源调动低成本资金，比如是竞拍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2015年，核能投资达到二十年来最高水平，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扩张，新的核能发电削弱了对煤电的需求。但是批发价格低、碳价格信号微弱以及项目管理问题都阻碍了欧洲和北美的核电投资，甚至使得整个生命周期投资都变得不经济。
虽然最近在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装机容量上的投资己能大体覆盖用电需求的增幅，煤电在中国仍然显现出过度投资的迹象。宏观经济重组和大规模能效投资己经将中国电力需求带入结构性的降速轨道。尽管燃煤发电厂的平均利用率有所下降，2015年仍有超过70吉瓦的新项目上马。2016年上半年，有将近200吉瓦的容量开工建设，一些煤电厂将面临着运行时间的进一步缩减，收回资金成本面临着更大困难，为此中国政府己出台措施以避免更多的过度投资。
从中期来看，鉴于大规模储能发展前景有限，尽管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重要性逐渐增强，但是对电网持续投资的需求并未因此而消失。事实上，为了保障可再生能源电力高效并网，对可再生能源本身的投资，常常需要额外辅以电网投资。2015年，全球电网投资超过2600亿美元，这对于保障能源安全非常关键。几乎所有这些都离不开管理体系，这再次强调了一个稳定透明的管理环境对于保证充分投资的重要性。
尽管目前世界能源市场供应运转大体良好，但是投资趋向仍然对我们在能源安全问题上的自满发出了警告。上游油气投资的削减对地缘政治风险低的地区影响不均。尽管己经在项目管理上已经出现了助力成本降低的重大进展，在可以保证市场条件的情况下，还是存在对行业是否有迅速加大投资的能力的担忧。对跨区域液化天然气链条以及重要管线的投资正在急速下降，部分是出于地缘政治的限制。鉴于一些项目的前置时间长，这一下跌加剧了对未来几年能否提供充足基础设施这一问题的担忧。在电力行业，风能与太阳能在年发电量方面都可以满足需求的大幅增长，但是要将它们有效整合进发电系统需要额外的投资以及对整个电力系统的运行方法做出改变。在许多国家，对于当前的监管体制试下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存在政策争论。对于像燃气发电这样可变发电类型的投资，欧洲己经接近停摆，而在美国其前景也显示出诸多的不确定性。长期合同帮助墨西哥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筹集可再生资源的投资。为了将其整合并网，需要升级电网，这一问题解决仍然存在困难。输电线路的投资严重依赖于监管框架，还要时常面临审批障碍。对于一个各种可再生能源占比很大且增长较快的发电能源体系而言，对储能以及智能需求响应方案两者的投资都需要大幅扩张。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投资友好型的政策以及监管环境对保证能源安全而言仍是至关重要。
从全球来看，能源投资的规模与2015年底通过的《巴黎气候协定》所展望的低碳能源体系还相去甚远。尽管在风电、太阳能光伏、以及电动汽车领域的投资已基本上符合全球升温不超过摄氏度的目标要求，但是其他低碳技术领域的投资仍然滞后。在一些国家，核电厂正在逐渐老化，却不见对更新的投资，而可再生能源弥补核电缺口又显得捉襟见肘。目前，对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的大规模投资没有真正腾飞。在需求侧，航空、重型运输以及航运构成了石油消费的主体，这些领域还没有出现除石油以外，具有经济性的替代能源。同时，大量的投资还在涌向低效的煤电厂，这就造成了相当的风险一一几十年内，碳排放减少有可能停滞不前。为鼓励快速、大规模低碳技术的应用，不断加快的技术创新和合理的投资框架将引导能源系统的迅速转变，从而共同实现气候治理与能源安全的目标。
